中西叙事冲突中，我们如何表态？

著拖鞋紅衫短袖 手執燒賣配清酒
願這街坊裝被捕可免受暴動罪追究

最近和朋友聊天，聊到柴静纪录片《穹顶之下》的一个采访片段：一位中国科学家认为，发达国家用碳排放标准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而这个标准并不是按人均计算的。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照总量来算，中国的排放额度就会显得异常庞大，因此受到限制。而柴静对这种说法提出了疑问。

朋友的看法是：发达国家这样做是一种霸权行为。他们在工业革命时期长期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现在却以环保为名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第一反应是觉得问题很复杂。我并非环境科学家，不清楚碳排放标准是如何制定的，也不确定「合理」的标准应不应该以人均计算、国土面积计算，缺乏足够信息，很难判断。

另一方面，我也难以单凭「发达国家限制碳排放」这一点，就认定他们是在「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补偿。

朋友认为这是西方话语体系下，后殖民主义的又一个结构性不公，并希望我给出我的立场：

「我无法改变黄皮肤的面容，因此我和中国的利益高度绑定。如果我不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尽可能多地争取资源，街上走的黄皮肤同胞们会受到更多压迫。人终究是自私的，我也会受到压迫。」

「如果我们能从西方国家夺取一大笔钱（比如 14 亿资金，一人一块钱）给中国发展，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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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共情这份担忧，以及作为移民在异国身份认同的复杂与无力。

立场，是我这两年思考良多却始终困惑的问题。朋友，如果你需要一个直白易懂的结论，那么目前我的思考停留在这里：在宏大叙事的年代，我选择关注具体的人。

作为一个工程师，我习惯于只对我自底而上理解的系统表态。工作中我追求确定性和封闭系统里的因果。然而政治和伦理追求的是在不确定和混沌中守住底线。

那么什么是底线？我认为是那些我们确定能够理解的东西。

宏大的东西不好理解。我们不能确定在一个宏观的尺度如何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议题上的矛盾。我们不能确定在给了中国政府一大笔资金之后，这笔钱如何被使用，究竟是用于监控，维稳和强化政权，还是惠及民众。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更多碳排放是不是中国民众想要的。又有多少个体真的希望用呼吸干净空气换取「国家的发展」？

这是我对宏大叙事的担忧：我们无法检验其「受益者」是谁。在现实中，宏大叙事被政府用来掩盖不公与暴力。被用作维稳工具，转移对体制本身的质疑。

在环境这件事上，中国政府引导的舆论包括：它设定了一个外部敌人（西方）、一个神圣目标（发展权）、一个被绑定的主体（所有黄皮肤的中国人），并将一个复杂的技术与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关于民族尊严的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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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宏大叙事来自国家政府，以及其往往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推动着世界右转，走向极化。独裁政府通过三个方面达到这一点。

第一个是信息过滤与审查。中国的 防火墙 限制了 00 后一代获取信息的渠道。我们习惯于社交媒体上严格的内容审查：技术层面过滤关键词、人工审查拟发布内容，以及追踪时事更新的关键词列表。语言的阉割，年轻人一代被驯化成用首字母或拼音表达特定词汇。

我自恃自己文笔和表达的笨拙，但我会坚持摄入多元化的信息，坚持用完整、准确地表达，去和中国政府希望塑造的模糊、抽象的简中语言环境对抗。

第二个是制造外部敌人。转移内部矛盾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始终将西方批评描绘成试图「压制」中国的行为。日本和美国作为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对于当前中国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至关重要 。通过呈现这些外部威胁，国家可以声称「保护中国人民」，转移对内部挑战和社会矛盾的注意力。

朋友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他确信知道有人收了钱去现场。他无法接受道德有瑕疵的抗议行为。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政府希望人们所拥有的二元对立思维：它要求所有反抗者都必须洁白无暇，否则便不具备合法性。而要求被压迫者以圣人的标准自证，本身就是对压迫的延续。

现实是，支持共产党的人站在一起，是国家机器和利维坦，而被压迫，或是各种理由反对当权者的各有各的立场。我们无法控制任何一派的立场，也不需要对任何一派有认同。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都唔知道。我只能麻木地说服自己，大抵得有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第三个是叙事主导，即混淆国家，政府以及人民的概念。约翰洛克驳斥君权神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在 18 世纪就告诉我们政府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我们放弃天然自由，获取契约自由的前提是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来自人民个人意志的投票。

独裁政府不具备这样的正当性。而他们通过制造「你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幻觉，来巩固它本身的合法性。

我对朋友说：你不必将自己的身份与共产党所模糊的「中国」这个概念绑定。

朋友说：我这种对个体的关注在残酷的国际政治中是天真的。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庇护个体。

然而，一个以「保护你」为名而剥夺你看见、听见、言说权利的「保护者」，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威胁。当保护的代价是透明度的丧失和无条件的服从时，这种保护就值得被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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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如何利用宏大叙事？它只告诉你「我们被打压了」，不会告诉你新疆维吾尔人被送入再教育营，也不会告诉你上海封城时无数人得不到治疗、饿死在家中。

我不希望在国家叙事的旗帜下，去忽视一个又一个被遗忘的生命和群体：海棠作者们被刑拘，没有人在意年轻女孩的处境和未来；LGBTQ 群体被清洗出社交平台；郑州洪灾中丧生的百姓，没有声音，也没有悼念。这些人，是我愿意去站在一起的人。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具体的，是我能够理解的。

和他们站在一起，是我想守住的底线。

坦白说，放弃把自己捆绑在国家或民族的故事里，是困难的。那曾是一条简单的心理捷径：只要相信「与祖国同进退」，夜里就能睡得安稳。觉得中国、美国或任何地方是好的，自己能够融入的，往那个方向努力就够了。

春天衰退，悲伤显形。现实是我无法找到愿意发声的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保持人文关怀显得笨拙又吃力；阅读量和表达的匮乏让我时常羞愧。我试图做的，是缓慢地、费力地推高自己的底线。

而对此，或是其带来负面的情绪底色，我没有系统和解法。